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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就是利用新兴科技,突破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使国家更富强。”在2017年9月全国双创周宣传片中,李泽湘如是强调。

李泽湘,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港科大自动化技术中心(ATC)和机器人研究所(RI)创始人。与学生一道成功创办了大疆创新、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等公司,被外界誉为“超级教授”。

他还先后创办了香港清水湾创业基金、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和松山湖机器人研究院,推动了珠三角地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去年,他联合发起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推动香港创新创业文化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日前,李泽湘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阐述科技创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没错,但科技本身需要转化才能变成生产力,当前大湾区最大的短板还是基础研究的不足。

 谈大湾区———

    理想中的大湾区是一个城市的概念

南都:在您的构想当中,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泽湘:一个城市。我理想中的大湾区是一个城市的概念,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两地关口。你看旧金山湾区从旧金山到其他地方,中间需要经一两个海关吗?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政策或者技术进行解决,关键是要下功夫来思考,如何让人才、物资、信息流动更加方便,为大湾区的科技经济发展,减少阻碍因素。

南都:当前,大湾区有哪些好牌?

李泽湘:各个城市自有特点,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同的东西带来不同的观点、想法,相互间产生化学反应。大湾区因不同而产生精彩,所以大湾区要充分尊重和理解城市间的不同。

第二张好牌,也是我们一直讲的,从产生想法、创意、样机、小批量产品、大批量产品,因着大湾区完整的制造体系,时间比世界上其他地区要快5到10倍,成本是其他地区的1/5、1/10,这说明在大湾区内,创业速度和机会比别人大。

第三是市场,这里面向中国3亿的中产市场。这一部分人在追求高端、高质量的产品,大湾区俨然是一个大市场,一个了不起的机遇。

    谈科创———

    要重视科创人才的培养

南都:当前大湾区城市都在瞄准科技创新,您如何看?

李泽湘:过去中国经济是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情况下,我们靠的不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而是要靠科技。

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光有科技没有转化机制是不行的。像20年前的新泽西,几乎具备所有因素——— 有最好的大学普林斯顿,也有很好的实验室,紧邻华尔街,希望将技术变成高科技产业,但就是没有做起来。再反观内地城市,如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它们的大学、研究院都比深圳强,但转化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创新也比不上深圳。这些都说明,光有科技没有转化机制是不行的。

以前是通过“拿来主义”的转化创新,实际是初级阶段的转化。而未来的创新,应是两条腿走路,一是比较深的科技研究,第二是将科技、人才转化为商业、产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当前,大湾区最大的短板还是基础研究的不足。虽然有一些基础,但是还没达到智能时代的要求。应对未来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只能是大家密切合作,将自己变成像硅谷一样的“黑洞”,将外面的资源吸取进来,自身实现造血,才能达到科技创新目的。

南都:在您看来怎样才是好的转化机制呢?

李泽湘:好的转化机制有几个方面。一是大学研究所跟企业、产业互动。我们现在尤其是内地的大学,科研项目立项时就出现问题,往往在立项时就没有针对产业需求的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模式,即使科研项目做起来了,也没有转化的价值,除了产生论文和拿奖。

二是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所有的转化最后都是靠学生。能发现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学生才能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从大学,从中学就应该开始。我认为,可以像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一样,通过设立一个中学、大学的特区,有一些新的尝试,反省过去的模式。

南都:所以有了建立湾区科创大学的想法?

李泽湘:是的,一方面考虑人才培养模式,第二方面考虑科技转化能力。当前,我们大量的科研成果,真正转化的只有1%或者3%。

不管广州市政府、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要发展科技产业就需要考虑科技在哪儿,怎么将积累的科技进行转化。政府在投入经费时,制定政策时就需要考虑这一些环节。

这一所大学选址可考虑位于港深交界正在规划中的河套科技园。腾讯主席马化腾先生曾建议取名叫“湾区科技大学”。我说稍微改一下,建议取名为“湾区科创大学”。这个大学,它不只为大湾区的科创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还将推动港深两地乃至整个大湾区的高等教育改革,希望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谈香港———

    要花钱大胆投资科创未来

南都:您之前建议香港要打造国际科创中心,依据是什么?

李泽湘:以前香港的经济靠自身摸索和拼搏,是走着或者爬着慢慢发展。在当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若香港能把握这巨大的机会,乘上时代的顺风车,便能实现踩在轮子上快速地往前发展。第一个轮子是马化腾先生向中央提出的“大湾区”提案,已经被纳入国家的战略。第二个轮子,是一个动力轮,是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主席及创科香港基金会主席)所提出的“智能时代”。

在“大湾区”和“智能时代”双重背景下,发展科创产业是香港避免被淘汰并实现后来居上的重要筹码。只有把科创打造成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开拓发展的新空间,才能引领“大湾区”的科技产业发展,与湾区“2+9”共同打造世界的新硅谷。

南都:能否具体描绘你心目中的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李泽湘:这里面由几个部分组成,地理空间包括各个高校、研究所、孵化器、科技园、数码港、工业村等香港的物理场景。再拓展出去跟深圳隔壁的河套、前海、东莞、珠海等,通过大桥、高铁等大型基建的建设,创新科技中心就随着一小时生活圈拓展开来了。

要打造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除了核心技术和人才,香港需要由三种类型的企业支撑。第一类是全球范围内引进来的国际公司、科技公司,吸引他们来香港建立研发中心,亚洲运营总部。第二类是中国内部的高科技公司,需要鼓励他们来香港建立国际总部。第三类是香港本土的创新科技公司。相信这三股力量将是带动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一个最重要的资源。

南都:怎么才能实现你提到的愿景呢?

李泽湘:要实现这个蓝图,就要大胆地投资未来。有钱不一定能做成,但没有钱,肯定做不成。

香港的投资有三个问题,第一是投资的组成。香港的私人投资、社会投资占比低于政府的投资,因此对产业的拉动的比例偏低。换句话而言,在香港,政府花1块钱,民间只投8毛钱。这说明鼓励创投和科研的信号、资讯仍未传递出去,还没获得社会和市场上的广泛认同。在新加坡,政府投1块钱,民间投1 .4块。而在深圳,政府投1块钱,民间投6 .7块。这是一个巨大的参数差别,香港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改变。

第二是风险投资。深圳的风险投资已超过新加坡,远胜香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新加坡跟深圳的政府即使面临赤字,也坚持投资科技和技术相关产业。

第三是产业比例失调。香港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问题主要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严重偏低,只占整个GDP的0.7%,而新加坡是2.1%,深圳是3.5%到4%。

此外,香港的0.7%研发投入中,有45%是社会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只占GDP中的0.385%。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政府研发投入达到0.84%,是香港的2.2倍。深圳政府的投入也比香港高,是香港的1.2倍,整体上对产业产生巨大的拉动力。

可以大胆地想像一下,未来十年,香港把两个参数进行优化,把政府投入翻一倍,达到0.77%,拉动民间投入占比增加10个点,到55%。如此一来,预计在2022年,香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就能够达到1.71%。

利用这增加的经费和四两拨千斤的原理,再配以积极政策,建立健全智能时代新型产学研体系,就能为科技创新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谈科创走廊———

    港深莞穗甚至清远连成一线

南都:广东省提出打造“广深科技创新走廊”,香港如何对接?

李泽湘:沿着高速、高铁,以后香港、深圳、东莞、广州南甚至清远都可以连成一线,它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

当前香港科技园40万平方米,河套地区160万平方米,共计200万平方米,这是所有办公室和生活配套。而深圳现在就有几个科技园,两三个加起来就有200万平方米,东莞松山湖办公室面积也有100万到200万平方米。香港这200万平方米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做不到多少事情,即使有工业村改造,可能也就是400万平方米。所以香港必须利用深圳科技园、东莞松山湖、东莞滨海湾新区这些物理载体,构成一个产业梯度。

南都:您认为大湾区的核心地带“港深莞”将率先冲出来,成为世界的新硅谷,您为何对港深莞情有独钟?

李泽湘:湾区要发展起来,光靠大湾区的大学和自己培养人才远远不够,一定要将全世界我们需要的人才、技术,各种供应链聚焦到这一边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有很大的吸引力和优势。另外,香港是国际化教育,至少在知识、技术方面,学到的东西是世界前沿的。

而对于吸引内地其他城市的人,深圳是首选。国内外优秀人才聚集在深圳、香港,这将发生化学反应。当然,香港、深圳房价太高了,而紧邻的东莞刚好能够弥补两地不足。

南都:现在深圳前海很重要的一个谋变布局是科创,您怎么看?

李泽湘:以前前海定位在金融,现在以科创转型,这个大转变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金融是服务实体的,不是服务房地产的。这一点香港也好,深圳也好,都应该是这样。真正能够不断出现新的经济效益的,还在于科技产业,金融实际上最应该服务的是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都不雄厚的话,金融的定义就失去作用了。

前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靠着福永,有大量的制造业。通过沿江高速,到福永,再到长安,交通便利,方便科创企业进行成果转化。

说到科创,也谈谈松山湖,我认为松山湖正在犯深圳、香港的错误,建了很多办公室,但是没有厂房。大家都想最高端的,让别人去做最底端的。高科技并不是虚的东西,它需要厂房需要试验基地,而不是只需要办公室,只需要一大堆金融的东西。

这个错误,美国也在犯,就是将电子制造业迁移,导致初创的科技公司很难做硬件,想搞软件只能做互联网。现在美国要重振制造业,这个工程就很大。

我想说的是,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不是说造一堆办公室,而忽略了全面解决企业发展问题。土地产出率,靠的就是这些新兴科技公司的健康发展。如果他们做事情不方便,发展不起来,产出率也起不来。

    谈芯片———

    未来终端系统将可能由大湾区来定义

南都:您认为要引领大湾区经济健康发展,就要“跑赢智能时代”。而您所说的智能时代的产业,是在当前最热的词“IAB”前面,加多了一个“芯片”产业,为什么?

李泽湘:过去30年,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都吃够了没有芯片的苦头,我们的家电、计算机、手机一直没有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是在未来10到20年,我们将有机会重新定义智能系统、智能终端,也就有机会定义芯片。

首先是市场优势,全世界3000多亿美元的芯片市场,2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其中60%又在广东消费,芯片超过石油成为中国最大单一进口产品。

第二就是终端产品的定义权优势。支撑市场的是终端产品,包括手机、家电、计算器、电脑等。大湾区若能把握自身的优势,未来的终端系统将有可能是由大湾区来定义的。大疆的无人机就是一个例子。发展创新产业,只要有了一个话语权,就能带来第二个、第三个的话语权。

其实不仅是大疆,现在还有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有一批智能机器人、智能系统的公司,从小慢慢起来,他们的产品在世界上都是比较独特的。

这也说明,正向创新的重要性。过去深圳是逆向创新,就是看到别人有什么产品就解剖,用什么供应链,用什么芯片原封不动就拿过来。现在我们自己去搞清楚市场需要什么东西,去定义市场需要的新东西,再对我们的零部件进行定制,这才真的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不过,正向创新才刚刚开始。现在出现的人工智能公司,规模不大。而这又回到上面提及的问题,基础研究的不足,难以支撑产业向前发展。所以说,基础研究对于大湾区发展非常重要。

    湾区金句

科技创新包含很多东西,而实际上都是硬骨头。要转变思维来啃这些硬骨头,需要非常大的投资和政策的配合。要全面深入地理解,用科学的办法来做,而不是拍脑子。

在“大湾区”和“智能时代”双重背景下,发展科创产业是香港避免被淘汰并实现后来居上的重要筹码。

土地产出率,靠的是新兴科技公司的健康发展。如果他们做事情不方便,发展不起来,产出率也起不来。

   南都观察

    “超级教授”李泽湘

今年以来,作为香港政府策略与发展委员会成员、香港政府创新、科技与再工业化委员会成员,李泽湘频频为香港、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事业发声,提出解决方案。

他有这个资格!

近年来,在他的推动下,其学生汪滔、石金博、陶师正带着大学时期创立的项目,从香港来到深圳、东莞,探索和整合了大湾区内的优势资源,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并证明了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具备的巨大竞争优势。

过去的一年里,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联合发起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这个平台,旨在发掘在港青年科技创新创业的潜力,致力于将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产业转化,推动创业项目进入市场。通过连接“超级教授”为创业青年提供资本支援及专业指导。成立一年多来,已经有10余家初创企业成立或进驻。如今,他更计划将孵化平台HongKongX落地到深圳,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深圳、东莞三城优势,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作为常年奔走于港深莞三地,坚持不懈身体力行“产学研”一体化的科创一线人员,李泽湘敏锐地意识到,智能技术和粤港澳大湾区将为香港经济和科创产业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香港要勇于创新,大胆布局,以前所未有的措施和力度推动香港国际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才能实现香港创新科技的突破。而香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是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有力保障。

对于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李泽湘对香港是充满期待的,并认为香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李泽湘也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强化这一个观点:要克服房地产思维和公务员思维,才能发展科创产业。他说,长期以来市民总想着炒楼赚钱,通过房地产快速致富而忽视了实业对经济的支持,如果这个地产思维不改变,将很难改变香港社会对科技创新的态度。

其实,李泽湘对于香港的期待和建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何尝不是“应作如是观”呢。

 

(文章转自南方都市报。原标题《李泽湘:大湾区搞科创需在基础研究方面下功夫》)